《返校》背后的血与泪:台湾戒严时代的38年零56天


2020-06-11


《返校》背后的血与泪:台湾戒严时代的38年零56天

有鑒于此,不才整理了一些有关台湾「戒严时期」的历史记录与事件,帮助各位玩家深入了解那些深藏在故事背后的血淋淋的真实。

一、世界史上最长的戒严令

一、发现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无论何人均应向当地政府或治安机关告密检举。

二、人民居住处所有无匪谍潜伏,该管保甲长或里部长应随时严密清查。

三、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或其他团体所有人员,应取具二人以上连保切结,如有发现医谋潜伏,连保人与该管直属主管人员应受严厉处分。

四、治安机关对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应严密注意侦察,必要时得予逮捕。

——《勘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1950 年 6 月 13 日,蒋介石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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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5 月 20 日,《新生报》头版的戒严令

1949 年 5 月 20 日,当国民党军队尚在中国上节节败退之际,并无战事的台湾却由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了「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号令」,由此开启了台湾的「戒严时期」。半年后,蒋介石败退来台。此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场所谓的「戒严」将贯穿近 40 年,成为台湾地方历史上最为严酷的一段时光,也将给民众带来一场始料不及的漫长灾难——无论他们是台湾原住民,还是从中国而来的眷属。

丢失了中国政权来台的蒋介石,将自己失败的根源归结于丧失对基层的掌控和缺乏有效的「军事监察制度」。归根结底,蒋氏的反省,纵然承认国民政府在中国的政治失败是由于从上到下的全盘崩溃,却仍盲目地将之归结到需要「强大、高度有纪律的监管队伍与组织力量」上。

——《蒋介石日记》,1949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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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家黄荣灿纪念「二二八」事件的木刻作品《恐怖的检查》,作于 1947 年。画家于 1952 年 12 月 1 日以「叛乱罪」被枪决于台湾马场町。

「戒严」统治的本质,是以「情治」为核心,而这「情治」,直接掰开来说就是「情报统治」。

到台湾复职总统之后,蒋介石将成立于 1949 年 7 月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改组为「总统府资料室」,由蒋经国一手操持,与并行的「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共同协调指挥国民党党、政、军、宪、特情报机构。戒严即是军事统治,依据《戒严法》,台湾警备司令部是戒严地区行政事务与司法事物的实际掌控者。

从 1950 年至 1991 年,所有涉及「匪谍」、「叛乱」、「台独」等罪名的政治案件,首先由情治机构——包括「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以及调查局等单位——负责逮捕与侦讯;接着由军方——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负责起诉与审判。由此,整个台湾陷入了军队情治体系的天罗地网。执掌情治机构的蒋经国遵照父旨,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

从另一方面而言,台湾持续 38 年的「白色恐怖」也并非偶然。从朝鲜半岛燃起战火的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国际政治的两极对立,凸显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在冷战的阴云下,蒋介石政权的「反共抗俄」政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项「国策」。

历史上任何一个惶惑不安的政权,必然採取高压手段来整肃其心目中的异议份子,以收杀鸡儆猴、震慑人心之效。既然「反共抗俄」是蒋介石维护其政权的理论基础,便不容许怀疑和挑战。如果有谁敢质疑这个神圣的基本国策,便是「匪谍」或是「为匪宣传」。为了国家民族,全民必须检举匪谍,肃清匪谍。

于是,一场真正的浩劫就这样拉开了帷幕。「法务部调查局」、「国防部情报局」、「军事情报局」、「青年反共救国团」等机构与组织严密控制了台湾上下的经济、社会、人文、教育等各个方面,极端蔓延的权力不断孳生着令人瞠目结舌的残忍与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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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蒋公,您是人类的救星,您是世界的伟人。

总统 蒋公,您是自由的灯塔,您是民族的长城。

内除军阀,外抗强邻,为正义而反共,图民族之复兴;

内除军阀,外抗强邻,为正义而反共,图民族之复兴。

蒋公! 蒋公!您不朽的精神,永远领导我们;

反共必胜,建国必成,反共必胜,建国必成!

——《蒋公纪念歌》

二、白色恐怖下的人人自危

——《台湾人权报告书》,魏廷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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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四一二」大屠杀中的某个刑场,在清党中,国民党损失了将近 100 万自己的基层党员。

在历史上,以其大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性质所决定,国民党杀起人来是不手软的。1927 年的「四一二」,国民党「剿共清党」杀得人头滚滚,也直接把自己的基层杀得清洁溜溜。足足 200 多万人的败军来到台湾之后,随着「戡乱」与「戒严」的施行,一切行为皆以「反匪谍」为核心诉求,一切手段皆为「防患未然」,小小的台湾岛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铁桶。从党政机关到中小学校,从军队系统到社会各界,「情治人员」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仅蒋经国直辖的军警机构,就有 10 万余名警察及 5 万余名各类特工,遍布全岛各处。

白色恐怖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管控的广度和深度,而是因为在当时「政治」已经成为一个沾边就死、碰到就亡的话题,人人皆可因只言片语被构陷入罪。情治部门不必核实被审查者的实际「罪行」,只需依据文字或思想,就可以罗织文字狱,以诸如「思想左倾」、「思想有问题」这类「罪名」,陷人以罪。

——《远望》,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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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9 年败出上海之前,这种处决就已经如同家常便饭。

更糟糕的是,《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 14 条规定,因匪谍案没收之财产,承办人员可得百分之三十奖金,「特务每罗织一个人入罪就会得到巨额奖金及升迁的机会,因此造成特务人员不择手段要把嫌犯屈打成招。只要嫌犯招供他就是大功一件,非但奖金到手,他的地位也更加巩固」,这种非常可观的物质回报也造成当时冤案、错案、假案的发生从无停止。

对于当时的台湾人来说,普通的生活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成为被情治人员深究的由头:生活规矩的人有问题,可能是伺机潜伏;生活浪漫的人有问题,可能是以此掩护;平时读书多可能是在研读赤色思想,不读书则可能是装疯卖傻⋯⋯在如此的高压下,仅在 1950 年上半年内,「台湾治安当局处理了匪党地下活动案 300 件,牵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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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白色恐怖期间部分罹难者名录。

在「戒严」期间,有多少案件是屈打成招的冤狱,又有多少是胡乱构陷的伪案呢?试举数例:

1950 年 3 月,台糖总经理沈镇南、台电总经理刘晋钰相继未经审判即遭枪决,原因是「有通共嫌疑」;

华南书局出版的《音响扩大机》、《单管收单放机》、《初级短波收音机》等书籍遭禁,出版人员入狱,理由是「资匪通谍」;

诺奖得主李政道的兄弟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同学,和母亲张明璋一起被逮捕并投入监狱,其原因是涉嫌「掩护匪谍」;

直到 70 年代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台北某电器公司因在广告中使用了「毫毛细语,传真实录」的广告词,被认为是宣传「毛语录」,设计人员与当班编辑一同锒铛入狱;

一直到 1984 年 12 月,最后两个在 1950 年代的终身监禁的政治犯林书扬与李金木,在坐满 34 年又 7 个月以上的牢后,才释放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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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吴石将军临刑前写下遗嘱。他曾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可以接触台湾防务最高级别机密。

除了能够盖棺定论的「台湾省工委系列案」、「吴石案」、「鹿窟事件」等案件之外,其他的大部分案件可说是言过其实,甚至子虚乌有。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除了社会领域,白色恐怖也蔓延到了像牙塔中,对文化教育领域同样碾压无情。

三、血色校园与死去的少年

「戒严时期」,台湾文化界受到的冲击与破坏首当其冲,国防部颁布的「五项禁令」宛如尚方宝剑,随时可以令人陷于囹圄,甚至人头落地。

——《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何虎生

看到这五条禁令,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焉知祸从口出!禁令一出,便是 30 年不变,戒严期间,李敖、雷震、柏杨、殷海光、陈映真这样的文化界大家,无不因此而身遭劫难。

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匪谍案也让学校成为了动蕩是非之地。被做成「铁案」的「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案」,直接让逃奔到台湾的外省人清醒了过来:原来天下无处是家乡!之后的「基隆中学案件」则直接让国民党如临大敌,视学校为思想控制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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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控制,台湾各学校从 1953 年开始全面设立「训导处」和「军训教官室」。学校里的教官要教授军事知识,组织军事训练,同时还负担着为国民党发展青年党员、监视校内言论、查证内部思潮等任务,并以此在学校秘密发展特务组织,安插特务学生。1960 年 7 月 1 日,「行政院」明令学校军训移归「教育部」主管,「教育部」下设学生军训处,军训便成为教育体系一环,教官成为学校的必备岗位,其身份地位堪称「影子校长」,甚至比校长都要厉害。

50 年代风声鹤唳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使得学校里的情治人员时刻如临大敌,经常作出一些超乎想像的事情。比如 1949-1952 年间,有不少海军官校学生被「莫名其妙」的原因囚禁或处死,其中 14 名学生仅仅因为一封信里写有「要好好念书,要务正业,任何人都会是有用的人」这般字句,即被情治人员解读成该信是在鼓励他们毕业后为共产党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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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电话转盘上都写着反匪谍的提示。

「防患未然,宁可杀错绝不放过」的原则,也让学校变成了道路以目之地。蒋经国掌控情治部门后,专注于在基层草根阶层发展势力,在各单位广设「眼线」,特别重视在工人、勤杂人员中吸收「细胞」。知识分子与教师做特务的比例也很高,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前脚还在嘘寒问暖,后脚就向特务部门彙报去了。而正牌的「情治人员」,则是以抓人破案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只达目的,不择手段;因而宁可错杀三千,决不留情一个。

也正因此,在那个时代中,当你信奉「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人生」时,可能下一个瞬间,你的理想连同生命一起,都被轻飘飘地打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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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很多人或许只看到了少年们的爱恨情仇,却忽视了另一个人的遭遇——小四的父亲张国柱。他本是一个随着国民党大军逃难到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政府里做一个公务员,会与妻子谈笑,会跟儿子走心。他在入狱之前教导儿子的话就是:「要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人生!」

但是他错了。

在被深夜中无声无息地带走之前,他可能仍以为自己尚有理想与拼搏之力;而当他在空蕩蕩的房间里拼命地写下根本就不存在的认罪书,直到精神崩溃时,我们看到了又一个毁于时代的人:他因为现实的苦痛与恐惧,丧失了高傲的理由,间接将儿子推上一条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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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柱能够保住性命,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更多被卷入政治风波的人没有他这样的好运气。他们或被判处死刑,或在街头被谋杀,甚至在路上被装进麻袋扔进大海。

——《流麻沟十五号:绿岛女生分队及其它》,张常美

张常美被抓进绿岛监狱时是 18 岁,正在读高三。她入狱的原因是参加了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而会长后来被查出是共产党。与会长素无往来的她,也因此获刑 12 年。在绿岛服刑期间,她坚持着不放弃生命的希望,认识了同样被以「匪谍」名义判刑 10 年的欧阳剑华。10 年刑满,他们出狱后结成连理,并用画笔和文字记述了绿岛中的见闻,让更多人知道那些蒙冤者的悲惨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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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岛人权纪念碑,柏杨题写碑文

四、说回《返校》和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们

1987 年 7 月 14 日,「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颁布总统令,宣告自同年 7 月 15 日零时起解除在台湾本岛、澎湖与其他附属岛屿实施的戒严令,在台湾实施达 38 年的戒严令自此走入历史。但曾经历过腥风血雨的人们,真的能轻易地忘记那些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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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游戏并非是针对历史上的某一个事件,而是参考到那个年代的众多事件后再作发想,也有部分是亲戚长辈的遭遇。他们对我影响颇深,但每当问起时,却又总是说记不清——但我总觉得他们像是不想多谈。

解严的时候我已经十几岁了。那时是台湾经济成长期,大家要升学和娱乐,没有人想太多,那些事情很快就被大多数人忘掉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玩家能在过程中,感受到一些东西,无论它是什幺。」

——《返校》游戏製作人赤烛咖啡

对于《返校》的游戏品质与内容,我并不想做太多评价——事实上,我认为它有很多不足:作为一个使用现代史和真实事件题材的游戏,它本来应该具备更多的开放性,也应该依靠史料的深度埋藏更多的线索、资料和内容,甚至应当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因为和人性的恐怖比起来,游戏的恐怖实在算不得什幺。

或许,海峡这边的大多数普通中国玩家,对《返校》中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渊源并不十分了解,但一旦了解了这个沉重而血腥的故事背景,相信很多人仍然会心有戚戚——毕竟我们也曾经历过浩劫的十年。

在混乱与疯狂之后,我们从未如此渴望平静的生活,不希望那些发生在人性深处的风暴再来夺走我们的快乐,破坏我们的家庭,吞噬我们的生命。因为,太多的人已经永远无法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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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 高一生 给妻子的绝笔,1954 年 4 月 17 日罹难

2016 年 4 月 19 日,台东大学举办「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者遗书特展」,观者无不动容落泪。这些与妻子、儿女、父母诀别的书信,处处展露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人世的留恋——但他们都葬身于时代的恶浪中,再也无法体验人间的美丽。

假如《返校》仅仅是一款起于恐怖,又停留于恐怖的游戏,那幺它可能是对那些死者的一种亵渎——无论是鬼神还是幽灵,都不如人能施加给人的伤害与痛楚来得巨大。

但在每一处细节和场景中,我仍然能看到跳动的生的希望。那希望或许不止来自于游戏的制作者们,更来自于那些已经飘散的生命,那些曾经与你我一样高贵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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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守娥,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陈明忠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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